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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Ming-Qing zhiji zhexue

[外文]：philosophy betwee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中国明末清初时期以经世致用、注重实际为特征的哲学。

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明代中期以后，土地高度集中在皇室、贵族、宦官和大地主手里，沉重的地租、赋税和徭役，使广大人民无以为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爆发农民起义；1644年，统治中国 270多年的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推翻。当年，清兵乘机入关，与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了农民革命运动和抗清斗争，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

明末，长江流域一带的商品经济已有明显的发展，独立的小手工业者、经营手工作坊和其他商业的厂主、商人以及雇佣工人逐渐增多。北方山东、山西等地独立的店铺、钱庄业也日益兴隆。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向近代化发展。明亡的教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为一种新哲学的产生准备了土壤。南方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北方以傅山、颜元、李塨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开始批判空谈性命的、没落的理学，形成一股以讲究经世致用、注重实际为特征的哲学思潮。

明清之际哲学，具有两个显著特点：

（1）出现了唯物主义思想的高潮；

（2）出现了初步的民主启蒙思想。一大批思想家在这两方面做出了出色贡献。王夫之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和历代兴亡、治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推上高峰。黄宗羲总结了明代近300年的学术思想发展，开创了浙东学派的史学研究；政治上猛烈抨击封建制度，提倡朴素民主学说。顾炎武以实事求是为宗，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为清代学术研究和治学方法开辟了新途径。方以智提出“质测即藏通几”，把唯物主义体系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研究上。傅山反对奴性，提倡理性，把诸子哲学与儒家经典同等看待，开清代子学研究的先河。陈确批判程颐、朱熹理学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天理与人欲对立论，肯定人性是后天的积习，认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熊伯龙系统整理、综合了儒家无神论思想，把无神论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颜元、李塨倡导实学，重视“习行”，强调感觉经验和亲身践履，推进了唯物主义认识论。

明清之际哲学的主流是朴素唯物主义，在理气、道器、心物、知行、理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了唯物主义解释，重新颠倒了自北宋以来被理学家颠倒了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1）在理气关系上，明清之际思想家们都否定“理为气本”、“理在气先”和“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理论。王夫之说：“缊太和，合于一气”；“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把宇宙万物看作是气之动静、聚散的产物，并且具有一定秩序，所以认为“理在气中”。顾炎武说:“盈天地之间者气也”，肯定气是天地万物之本原。方以智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得出“一切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的结论，并阐明“物有其故”，即“物理”、“物则”。

（2）在道器关系上，明清之际思想家批判了“道本器末” 的唯心主义说法。 王夫之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方以智反对“舍物以言理”。顾炎武则主张“非器则道无所寓”，正确回答了客观事物的规律与具体事物的关系。

（3）在心物、知行关系上，明清之际思想家强调认识来源于 “外物”，“知” 依赖于“行”。王夫之提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方以智主张“以知还物”，认为正确认识应符合事物本来面目。颜元倡导“践履”、“习行”，提出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

（4）在人性、理欲问题上，否定理学家区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 以及“存天理，灭人欲” 的说教。王夫之提出性“日生则日成”的命题，认为人性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颜元提出“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的命题。这虽然也还是超阶级的观点，但却戳穿了“天命之性”的虚妄，为批判天理人欲对立论建立了理论基础。 陈确、 王夫之都肯定情欲私利的合理性，认为“有欲斯有理”， “天理中亦有人欲”。 黄宗羲、顾炎武把自己的政治理论建立在承认人的私利基础上，批判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认为与其如此，还不如“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这具有反对封建特权意义。但由于各自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理论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一些唯心主义内容。

明清之际哲学是中国哲学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成果并把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后来的启蒙思潮奠定了初步的哲学基础，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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